法律行为的实施者并非根据国家权威而行为。

在该书中，作者对各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控制技术在内容上，仍然具有某种三位一体的特征。

非正式制度强调人们在交往行为中自发地产生的交往规则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形成对社会的约束和控制，因此，又被称为非正式控制或非正式规则，举凡风俗、习惯、日常生活和交往方式、伦理道德、意识形态[5]等，都构成非正式制度。那么，具体到裁判领域，特别是在法官构造裁判规范时，在何种情形下才适宜引入民间规范？笔者以为，这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形。对此，大体上都可以归类为民间法研究的领域。尽管梁先生的问题意识是从研究法律史问题而切入的，又尽管梁先生所处的时代，国家法的调整范围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户婚田土钱债已经从薄物细故，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从根本大法到基本法律，都予以具体规定。虽然邓在文中也对苏提出了批评，但其在法治问题上的观点，并没有超出苏力的论旨。

从司法实践而言，这一范型强化了司法以民间法作为法源的意识。小传统是社会学上的一个概念，是美国学者罗伯特·雷德斐最早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所提出的概念。[36]许多著名思想家都曾有过类似的观点。

[19]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见前注[10]，页113。这一迹象显现于关于法的本位是什么的问题讨论过程中。[25]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见前注[10]，页131。我们主张法科教育向职业型转变，并不反对个别法学院保持它的法学的学术性研究、通识性的教育的特色，或者说，保持少量的这样风格的法学院也是社会所需要的。

它是一种注重职业方法与能力的教育，而不是注重法律知识的教育。他们几乎全部都是改革开放之后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学者。

事实问题不能从法源的章节内容解决，必须先分析或讨论该事实的性质与范围，故事实问题也成为注释方法之一。法学的这种保守性格与法律职业共同体一脉相承。美国JD教育之所以设计成本科后的法科教育，是有其充分的合理性的。自70年代未恢复法学研究以来的30年时间里，我们会发现中国法学学者的情况是：多有所论之观点，而少有持论之方法，更不存在各家的方法论。

当代所谓法社会学就是属于社会法学的一个分支。经过Irnerius的弟子，人称法学百合的四博士，再经过Vacarius，Placentinus、Azo Portius、Accursius等几代法学家，他们的影响力在欧洲的某些地区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接着，这种认知通过法院判决的途径得以最好的发展，从那里法的原则首次成为有形的实在被触知。苏力，见前注[21]，页12—15。

它以社会中的法为研究基点，它将法律现象放进社会领域联系地加以研究，其方法是结合社会各方面因素来动态地分析法律及其权利义务的社会运动规律，所以可以认为，它的风格和目的就在于，它对实在法进行社会性或历史性的研究。专业语言是同业对话的基础和前提。

H．Maine 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l-tions（London 1975），转引自林文雄：《法实证主义》（第五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14] 正如拉伦茨所强调的，法学是作为规范科学的法学，他把法学定义为以处理规范性角度下的法规范为主要任务的法学……它关切的是实证法的规范效力、规范的意义内容，以及法院判决中包含的裁判准则。

[44]据郑永流教授口头介绍，法律教育在德国不称法律教育而是叫法律训练（Juristische Ausbil-dung），德国法律教育中基本不使用教育（Erziehung）概念。在美国，大法官马歇尔重述了这番话，他把法官说成只是法律的代言人，不能随意行事。[4]注释法学还为了保持法学体系的完整性，重视依罗马法大全的编纂体系构建了五个部分，[5]更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做法是，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法律课程的构成就是以此为基准的。[10] 我认为至少应该是在法律教育过程中，主流或正宗的法学是规范实证的法学。第四，法学具有自治性，但另一面就是它对其它学科知识的高度依赖。目前，中国法学的转型期已经到来，不抓住这个转折时期，其发展前景将令人堪忧，所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问题的提出是适时的。

规范分析中的确定的专业语言和词汇对于法律适用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必担心规范分析会丧失对法律价值问题的关照，正如尼尔麦考密克提到的，一些杰出的分析法学家如边沁、奥斯丁、凯尔森、哈特、拉茨等，也对规范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提出了关于正义和良好法律的要求。

不难看出我国法学在研究对象、方法方面也已在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这三种划分的雏形。法学必须与道德、政治、经济、习惯等因素相隔离，否则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全都混为一谈，就无法律、法治可言。

（英）麦考密克、（奥）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114。在法科教育三十年的今天，我们期待着所有法学教育工作者的反思与觉悟……   注释: [1]戴东雄：《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台大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页64。

法学非通识，有别于大众常识，传授一种技术理性而不是自然理性。法学兴衰总与国家兴衰成正比，而文学艺术等学科却可能在国运衰败的情况下而发达起来。[16]参见葛洪义：实证法学和价值法学的协调与我国法学研究，《法学》1987年第5期。第二，它必须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经验性的法社会学合作，研拟出一些能配合现行法的解决建议，供作立法者选择的方案。

法学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主题，原本就具有大众性，专业槽比较低，所以法学就成了人人可参与的热门学问。我们认可法学作为专业，其实只是认可了它在学科体系中是跟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物理学、心理学、化学一样的学科意义上的专业，还不是职业意义上专业。

[20]陈爱娥：萨维尼：历史法学派与近代法学方法论的奠基人，载许章润《萨维尼与历史法学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46。第二，规范分析是法律适用的方法之一。

当然另一种学者也出现了——时隔不久，民法与刑法这样的部门法学里面，也出现了一些从事民事法哲学、刑事法理学之类学问的学者。[9]参见孙笑侠：‘权利本位说的基点、方法与理念——评‘法本位论战三方观点与方法，《中国法学》1992年第3期。

第四个条件是了解前两个条件的社会学方面和经济学方面。但是兰代尔的案例法与他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思想是同出一辙的，那就是案例法所依赖的条件是法律素材与数据，而法律素材与数据就需要一个图书馆。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试图通过更为具体的问题的分析来把握法律。在兰代尔之前，法律是按照德维特方法（Dwight method）来教育的，它冠以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法学教授的名字，这是一种讲授、背诵材料和练习相混合的方法。

在外行看热闹的情况之下批评了中国法学，认为这是法学幼稚的最集中体现。[23]规范法学不止于对司法裁判提供助力，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现一些现行法迄今尚未解决的法律问题，借此促成司法裁判或立法的改变。

法律是通过实施才有意义的，所以法学者必须结合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来分析法律规则在社会动态中的状况——这就存在了第二个对象——作为事实存在的社会中的法。[38]法学与政治的天然关系非常密切但应当为保持自治性而相对隔离，在间隔的关系中寻求法律自在的天空。

从世界各国法律人的成长规律来看，只有踏实地掌握法律职业技能与职业伦理的人，才有可能成长为杰出的法律人，进而，才会成长为卓越的法律家、商界领袖或政治菁英。这也从一定意义上说明，法科学生的年龄越大，对法律把握得也就越好。